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名叫“王绶琯星”，标注着王绶琯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1952年，正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的王绶琯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后，立即决定回国从事新中国的天文学事业。经过艰苦努力，王绶琯和同事们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为中国授时以及天体测量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自此，“北京时间”响彻祖国大地。
王绶琯曾长期主持我国天文学的总体发展，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台射电天文望远镜等多种重要观测设备，取得了多项巡天观测科学成果。2008年，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在河北兴隆建成，这是王绶琯和几代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借助于此，人们对宇宙天体光谱的获取效率比以往提高几千倍，使我国对银河系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除了前沿科学研究，王绶琯还经常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了大量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
上世纪90年代，王绶琯曾经同一些高三学生谈论大学志愿，这些中学生都不打算从事科学研究。王绶琯陷入沉思：“我国还有多少青少年愿意在科海遨游？”
1997年，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说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都无声无息了。“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
1999年，由王绶琯倡议，钱学森、王大珩、路甬祥、白春礼等61位著名科学家（其中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联合发起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俱乐部组织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求师交友，并有机会到国家一流实验室体验科学家团队的科研活动，开启了科技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探索实践。
俱乐部成立之初，王绶琯四处沟通合作细节。“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王绶琯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经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王绶琯说。
经过22年发展，俱乐部基地校由最初的4所发展到31所。先后有721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的科研活动，其中3100多名中学生走进2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平均为期一年的“科研实践活动”。一批俱乐部早期会员已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有的还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
在20多年中，王绶琯为俱乐部的发展四处奔波。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稿费，用于解决俱乐部的经费问题；还自费购买大量书籍，捐给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及至身体虚弱无法行走时，他坐着女儿推着的轮椅参加俱乐部活动。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仍在关心着俱乐部的未来：“我们要尽力培育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2021年1月28日，98岁的王绶琯与世长辞。追思会上，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大厅中循环播放，也久久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